2018年10月22日，中國人民大學中國公益創(chuàng)新研究院,、敦和基金會聯(lián)合主辦,，南都公益基金會支持的“公益與商業(yè)關系國際研討會”上，中國人民大學中國公益創(chuàng)新研究院院長康曉光先生發(fā)表主題為《義利之辯》的主旨發(fā)言,。
在發(fā)言中,，康曉光先生針對當下中國公益與商業(yè)關系中的“一種不健康的方向”，即“公益商業(yè)化,、政商合流閹割公益”,，探討其背后的理念與行動邏輯，探求解決方案,。
他明確提出,，健康的公益與商業(yè)融合不是不分主從的，而應該是公益為主,，商業(yè)為從,，也就是“公益應當引領商業(yè)”。然而,，他也不避諱,，在現(xiàn)實之中，公益的處境極為尷尬，“時至今日,，我們還沒有一個超越新自由主義公益范式的切實可行的替代方案”,。
全文6192字，閱讀約需10分鐘,；經(jīng)康曉光先生同意發(fā)表,。
義利之辨
“公益與商業(yè)關系國際研討會”主旨發(fā)言
（2018年10月22日 北京）
康曉光（中國人民大學中國公益創(chuàng)新研究院）
問 題
改革開放時代，市場勢力摧毀了此前的公益模式,，建立了全新的公益模式,。該模式以市場為基礎，承認私有制和市場的正當性,，承認基于市場的初次分配的正當性,，正視初次分配不平等并主張用溫和的方式緩解不平等，肯定出于自愿的再分配（公益事業(yè)）,，政府通過稅收政策鼓勵公益事業(yè),，社會通過道德和輿論激勵公益行為。
對于公益而言,，政治和經(jīng)濟,，既是積極的力量，又是消極的力量,；既可以支持,、推動公益，又可以打壓,、扭曲公益,。市場化，市場的建立與深化,，為現(xiàn)代公益開辟了道路,，奠定了基礎，提供了資源,，做出了不容忽視的,、歷史性的貢獻,。政府也發(fā)揮了積極作用,，提供了一個差強人意的法律框架。
與此同時,，權力和資本又企圖使公益成為自己得心應手的婢女,。改革開放以來，在公益發(fā)展的初期,，公益組織的“對手”只有一個,，那就是“政府”。隨著市場化改革的深入，第二個“對手”出現(xiàn)了,，這就是“資本”,。但是，人們對資本缺乏警惕,，一是由于不熟悉,，二是因為存在一個熟悉的、也是更強大的“對手”,。毫不夸張地說,，今日中國，資本控制公益的深入和強度絲毫不亞于政府,。財大氣粗的資本,，憑借資金優(yōu)勢，通過資助項目,，主導公益組織的活動方向和領域,；掌握媒體，控制各類論壇,，整合研究與出版,，獲得了強大的話語權。時至今日,，資本已經(jīng)在中國公益領域穩(wěn)定地確立了自己的霸權,。對于公益而言，資本和權力一樣,，既是天使,，又是魔鬼。
本文的目的是探討當下中國的公益與商業(yè)關系,，尤其是關注一種不健康的傾向——公益商業(yè)化,、政商合流閹割公益，探究其背后的理念與行動邏輯,，尋求解決之道,。對于公益來說，這是重大的問題,，也是基礎性的問題,；是中國的問題，也是世界的問題,；是當下的問題,，也是未來的問題，因此值得我們認真對待,。
政治與行政管理框架
在中國,，公益與商業(yè)關系,，既受公益與商業(yè)的影響，又受政治的影響,，因此要探討公益與商業(yè)關系,，不能局限于公益與商業(yè)，必須將其置于政治之中,。實際上,，政治是塑造公益與商業(yè)關系的最重要的力量。所以,，為了理解當下中國的公益與商業(yè)關系,，首先要了解與公益相關的政治與行政管理框架。
首先建立并得到不斷完善的是政治控制框架——“行政吸納社會”,。
在對外開放,、市場經(jīng)濟、權威主義的條件下,，一方面,，政府不可能徹底根除社會自主力量，另一方面,，又不愿意放任這些勢力自由成長,。
那么，政府會怎么做呢,？在政府看來,，社會組織具有“雙重功能”，作為集體行動的組織載體,，具有挑戰(zhàn)政府權威的潛能,，作為公共服務的提供者，又能夠為政府拾遺補缺,。而政府本身也具有“雙重職能”,，作為統(tǒng)治者，尤其是權威主義政體的執(zhí)政者,，要壟斷政治權力,，同時要為社會提供“足夠的”公共服務。
這樣一來,，兩者之間,，既存在沖突的必然性——在爭奪政治權力方面，又存在合作的可能性——在提供公共服務方面,。政府必然選擇雙重策略,，一方面遏制社會組織的政治挑戰(zhàn)潛能,，一方面利用它的公共服務功能,；表現(xiàn)在政策上，就是“分類控制”，不搞“一刀切”,，根據(jù)社會組織的政治挑戰(zhàn)潛能分類限制,，根據(jù)它們所提供服務的性質(zhì)分類扶持；其結(jié)果就是造就一批既能提供服務,，又對政府沒有危害的社會組織,。由于這些社會組織具有“西方式非政府組織”的某些功能，所以它們在某種程度上實現(xiàn)了對其西方對應物的“功能替代”,。
近十年來,，借鑒新公共管理，進一步完善了行政吸納社會,，主要表現(xiàn)為在社會服務領域,，通過購買服務，更加有效地利用和控制社會組織,。
隨著經(jīng)濟,、社會和文化的發(fā)展，基本公共服務成為剛性需求,，高級需求亦不斷涌現(xiàn)而且日益多樣化,，這對政府的供給能力提出了越來越高的要求，實際上,，遠遠超出了其能力邊界,。與此同時，民間力量快速發(fā)展,，提供公共服務的潛力也大幅提升,。對政府來說，民間力量的壯大,，一方面,，提高了“利用”的價值，另一方面,，也增加了“壓制”的成本,。在這種情勢下，完善“利用”民間力量的方式,，一方面,，可以改善公共服務狀況，提高政府的績效合法性,；一方面,，也提升了功能替代的水平，進而降低了“壓制”的成本,。
新公共管理是最近四十年盛行于歐美公共管理領域的“主流范式”,。在理論上,，新公共管理拓寬了公共行政學的視野，將關注的范圍從“政府內(nèi)部”拓展到“政府外部”,。在實踐中,，新公共管理重視激發(fā)公營、私營和志愿部門的積極性,，使之協(xié)同行動起來,，共同解決社會問題。為此,，新公共管理開發(fā)了一系列理念,、思路和工具，如公共服務供給市場化,、放權,、分權、政府購買,、競爭性招標,、第三方評估等等。更為重要的是,，這些理念,、思路和工具，獨立于“政體”類型,，能夠與多種政體兼容并包,，例如，權威主義政府也可以“無障礙地”將其“為我所用”,。
在市場背景下,，如何利用社會力量提供公共服務，中國政府毫無經(jīng)驗,，既沒有相應的理論,，也沒有成型的政策，更沒有切實可行,、運用自如的工具,。
來自西方的“新公共管理”為其填補了這一空白。通過“選擇性吸收”新公共管理的策略和工具,，政府將大量的公共服務事務移交給社會組織,，將自己從直接提供服務的繁雜事務中解脫出來，使自己專注于“掌舵”,；同時,，給予社會組織更大的發(fā)揮作用的空間，從而更好地利用社會組織的服務能力,。通過政府購買服務,，聯(lián)系,、支持、籠絡,、引導各種社會組織,，自下而上地整合社會力量,，使其發(fā)揮拾遺補缺的作用,。這樣一來，在完善公共服務職能的同時,，有效地控制快速發(fā)展的民間力量,，同時又避免了政府權力的削弱，達到了“寓管制于利用之中”的實際效果,。
實際上,，通過選擇性地吸收新公共管理，政府豐富了控制手段,，其掌控能力不但沒有弱化,，反而得到了強化?？梢?，通過將新公共管理“嵌入”行政吸納社會，政府進一步完善了行政吸納社會,。
閹割公益
最近十年來,，在中國公益領域中，興起了一股跨界與融合的浪潮,。做公益不再是專業(yè)公益組織的“專利”,，個人或幾個朋友合伙發(fā)起和組織公益活動蔚然成風，做公益的企業(yè)越來越多而且企業(yè)做的公益也越來越精彩,，媒體主持的公益項目也是轟轟烈烈,。公益組織形式也越來越豐富，非正式組織,、網(wǎng)絡型組織,、基于互聯(lián)網(wǎng)的平臺、虛擬組織紛紛涌現(xiàn),。圍繞公益的合作無處不在,，公益領域內(nèi)部的合作蓬勃發(fā)展，跨界合作日益深化,。
比跨界合作更深刻的是融合,，公益領域吸納其它領域的要素，其它領域亦吸收公益要素,。廣泛而深入的跨界與融合帶來了公益的“彌散化”,，公益要素進入各個領域,，公益滲透個人和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，成為一種普遍的生活方式,。原有的各種界限被打破了,，出現(xiàn)了一些難以辨識的行動和組織類型，如公益營銷,、社會企業(yè),、影響力投資等等，公益活動與非公益活動,、公益組織與非公益組織的差別不再清晰可辨,。
毫無疑問，這股浪潮帶來了公益的拓展與深化,，但是混雜其中的“支流”也在牽引公益偏離正道,，例如愈演愈烈的“公益商業(yè)化”，而被濫用的“社會企業(yè)”就是公益商業(yè)化的典型,。
作為鼓勵社會創(chuàng)新的態(tài)度,，作為籌集公益資源的新渠道（吸引資金以“投資”的形式進入公益領域，在“捐贈”之外另辟蹊徑）,，作為引導商業(yè)資源向公益靠攏的努力,，作為公益行動主體多元化的新發(fā)展，社會企業(yè)值得充分肯定,。在我的心目中,，正當?shù)纳鐣髽I(yè)運動，應當是商業(yè)向善的潮流,，而不是公益向商業(yè)靠攏的潮流,；是公益引領商業(yè)的結(jié)果，而不是商業(yè)影響公益的結(jié)果,。然而,，在當下中國，社會企業(yè)在發(fā)揮積極作用的同時,，也在發(fā)揮消極的作用,，而且后者更為突出。
這種“消極作用”首先表現(xiàn)為一系列“主張”,，例如,，只有主要收入來自出售服務和產(chǎn)品的公益組織才有可能是可持續(xù)的，依賴捐贈的公益組織必然是不可持續(xù)的,；公益的所有權形式和治理結(jié)構必然導致低效率,，只有商業(yè)的所有權形式和治理結(jié)構才有可能帶來高效率；社會企業(yè)不僅僅是一種新型的非營利組織，而且是原有非營利組織的替代者,；更有甚者,，為了使表述在邏輯上更加完善，甚至質(zhì)疑道德的功能和人類利他的可能性,。
這些消極的“主張”及其“實踐”對公益造成了嚴重的危害：其一,，強調(diào)“收費”的自然而然的后果就是將社會組織的活動局限于服務領域，從而大大壓縮了社會組織的功能,，而被壓縮掉的那些功能恰恰是社會組織最寶貴的功能,，也是當下中國最迫切需要同時也最為稀缺的功能。何為社會組織的功能,？答曰：提供社會服務,！這個答案沒有錯,，但是不完整,。社會組織還有更為重要的功能：
（1）社會組織能夠滿足人的結(jié)社需求；（2）社會組織是人類集體行動的組織載體,；（3）社會組織是志趣相投的人追求共同目標的工具,。正如哈貝馬斯所言，在“政治系統(tǒng)”和“經(jīng)濟系統(tǒng)”之外,，需要給人類“留下”或“開辟”一個“生活世界”,，而社會組織就是“生活世界”的最重要的建制之一;（4）社會組織是公民參與社會和政治生活的“工具”。沒有這個“工具”的支撐,，有效的公共參與根本就無從談起;(5）社會組織是公眾制衡權力和資本的工具,。在強大的權力和資本面前，一盤散沙的個人無足輕重,，只有組織起來才有力量;（6）社會組織是“社會化”的重要主體,，承擔文化傳承與創(chuàng)造的職能;（7）社會組織是社會創(chuàng)新的發(fā)動機，肩負著探索未來,，開拓人類生活新邊疆的歷史使命,。
由此可見，強調(diào)“服務”就是閹割社會組織的功能,，使社會組織淪為權力和資本的配角,。
其二，將企業(yè)的所有權形式,、決策權分配模式以及激勵機制引入公益領域,，強化了金錢的權力，擴大了金錢的支配范圍,，壓縮了“生活世界”的空間,。
其三，過分抬高社會企業(yè),，貶損公益組織,，模糊公益與商業(yè)的邊界,，勢必侵蝕公眾的公益熱情，誤導資源流向,，使本來就不足的公益資源流向商業(yè),。其四，最嚴重的是,，強化利己主義,，貶低利他主義，危及公益的根基,。
商業(yè)對公益的滲透,、支配，乃至殖民統(tǒng)治,，完全符合政府的利益,，也得到了政府的“加持”。例如,，新近推出的《慈善法》就將“民辦非企業(yè)單位”改為“社會服務機構”,。這一不動聲色的改動意味深長?！吧鐣諜C構”與“社會企業(yè)”具有天然的親和性——兩者的主要活動領域均局限于“服務”,。在中國的社會企業(yè)浪潮中，商界的無意為之（專注“服務”,，忽略社會組織的其他功能）與政府的有意為之（只要社會組織提供“服務”,，限制其他功能的發(fā)揮），其實際后果都是“閹割公益”,。
可以說,，當下中國的社會企業(yè)熱潮是另類的官商合謀，是威權主義與市場原教旨主義在公益領域的合流,，而社會企業(yè)正是政商合流閹割公益的“抓手”,。利用新公共管理的技術手段，借助社會企業(yè)這個“抓手”,，政府對社會組織的管控得到了商業(yè)力量的（無意的）支持,，行政吸納社會也因此更加完善更加有效了。
主流公益模式批判
何為公益,？公益何為,？
公益是利他的事業(yè)。何謂“他”,？“他”不局限于某個具體的個人,，“他”是與我相對的一切，我之外的一切?！八笨梢允莻€人,、群體、社會,，也可以是宇宙中的一切,，可以是當下的，也可以是未來的,，還可以是已經(jīng)成為過去的,。利他使人超越對自我的關切，自覺自愿地不求回報地為他謀福祉,。所以,，公益必然是超越性的，超越所有部門,，超越過去與當下,，為了人類的利益而思考并行動。公益必須掙脫既有的束縛,，保持人類創(chuàng)造的旺盛的活力,，持續(xù)地開拓人類世界的新天地,。公益的使命就是創(chuàng)造更加美好的世界,。公益是追求至善的事業(yè)。
在中華思想體系中,，“義”與“利”是一對重要的范疇,。“義”指“當然”,、“應當”,。凡表現(xiàn)或發(fā)揮人之所以為人者的行為，即應當?shù)?；反之即不應當?shù)?。“利”指能維持或增進人之生活者,，亦即能滿足人之生活需要者,。利有“公利”與“私利”之分。凡僅能滿足一人之生活需要,，或且損害人群之生活者,，謂之私利。凡能滿足大眾之生活需要的,，則謂之公利,。大體說來，“義”即為“謀公利”，“利”即為“謀私利”,。尊重合理的私利,，崇尚公利，但是并不反對合情合理的私利,，所反對的僅僅是損公肥私的私利,，概而言之，“義利兼顧,，以義制利”,，這就是中華義利觀。
在資本主義時代,，就公益與商業(yè)關系而言,，中華義利觀的基本主張是：利他與利己均是人類的天性；利他必須弘揚,，合情合理的利己也必須予以尊重和保護,；更為重要的是，要用利他之心馴化被市場釋放和強化的貪婪,，用公益馴化唯利是圖的商業(yè),，此所謂“義利兼顧，以義制利”,。
何為健康的公益與商業(yè)的融合,？
公益要素滲透商業(yè)領域，商業(yè)更加富有利他精神,。與此同時,，公益借鑒一些商業(yè)的技術，以提升管理水平和運行績效,。
公益與商業(yè)的“融合”是不分主從的融合嗎,？
不是！不是不分主從的,，而是有主有從的——公益為“主”,，商業(yè)為“從”。公益在“用”的層面吸納商業(yè)的要素,，吸納的是工具性的東西,，吸納的目的是提高自身的效率。在“體”的層面,，公益沒有絲毫妥協(xié),，不是越來越“利己”，而是更加堅定,、厚實,、有效地“利他”,。公益借鑒商業(yè)的一些有用的做法，只是意味著公益注重效率,，公益更加有效了,，并不意味著公益喪失了利他精神，轉(zhuǎn)而投入利己的泥沼,。商業(yè)在“體”的層面吸納公益的要素,，在自己的“目的”中注入更多的利他的成分，吸納的是價值性的東西,，即所謂“以義制利”,。就人類文明發(fā)展的趨勢而言，以利他為根基的公益是中流砥柱,，毫不動搖,，是為“主”；以利己為目的的商業(yè)是附從,，越來越趨向利他,，是為“從”。為什么公益應當引領商業(yè),，而不是相反,？因為公益追求的是公利，商業(yè)追求的是私利,，而公利高于私利,。
然而，在現(xiàn)實之中,，公益的處境極為尷尬,。相對于權力和資本，公益是確定無疑的弱者,。在日常運行中，公益主要發(fā)揮補臺,、拾遺補缺,、溜須拍馬的作用，就像一個跑龍?zhí)椎男「?。這也許是置身于“市場+權威主義”環(huán)境中的公益的必然命運,。那么，置身于“市場+憲政民主”環(huán)境中的公益就能滿足我們對公益的期待嗎,？更進一步地追問,，即便新自由主義公益模式達到了自身的理想狀態(tài)就是“可欲的”嗎？市民社會是資本主義的有機組成部分,，它既是資本主義的批評者,，又是資本主義的維護者,，主要功能是彌補資本主義的缺陷，對資本主義的基本結(jié)構毫無批判能力,。不平等是資本主義市場賴以運轉(zhuǎn)的激勵機制,，不平等也是資本主義市場的必然結(jié)果，而新自由主義公益模式又是資本主義的有機組成部分,，想依靠它緩解,、克服資本主義造成的不平等，可能嗎,？顯然,，這樣的公益不能滿足我們對理想公益的期待，不符合理想公益的標準,。但是,，時至今日，我們還沒有一個超越新自由主義公益范式的切實可行的替代方案,。
公益之蛙需要從溫水中醒來,。公益需要一套新的價值觀、行動方式,、組織形式,、法律框架、社會支持體系,。公益存在于更大的人類世界之中,，公益受到它的限制，公益也可以為改變它做出貢獻,。所以,，新的公益必須與新的世界一道出現(xiàn)。
公益“新紀元”是可能的嗎,？
我寧愿相信它是可能的,！那么，這種可能性源于何處,？
一是人性使然,，二是社會發(fā)展使然。首先,，同情心,、惻忍之心、愛人之心是人與生俱來的天性,。人能夠愛,，這是人之為人的本質(zhì)規(guī)定，這也是人類向善的最深厚的力量源泉,。其次,，馬斯洛的理論把個人需求和社會需求的當前關注點,，與個人成長階段和社會發(fā)展階段關聯(lián)起來，很好地解釋了這一現(xiàn)象——隨著個人的成長,、社會的發(fā)展,，個人和社會的利他性需求上升。馬斯洛的需求理論告訴我們,，人類發(fā)展的過程就是低級需求不斷滿足的過程,，就是需求層次不斷提升的過程，就是利他精神逐步豐盈的過程,，就是利他精神越來越有力地約束,、征服利己之心的過程。這就是人類發(fā)展,、社會進步的最核心的內(nèi)涵與本質(zhì),。所以，馬斯洛理論預言了,，隨著人類社會將持續(xù)進步,，利他性需求也將持續(xù)提升，公益事業(yè)將越來越發(fā)達,。
基于對人性的信心,，對人類社會發(fā)展趨勢的信心，一種樂觀精神由此而生,。這種樂觀精神將鼓舞人類將公益事業(yè)推向巔峰,。
